上海一位女編輯發來她最近寫的一部短篇小說：《60歲的中文系女教授》。小說很棒。正是我喜歡的那一類型：考究的文字，別緻的隱喻，人生洞見，人性機微，不動聲色的幽默感，以及靜靜噴湧的才氣。不過，讀罷掩卷，到底有一絲不悅隱約殘留下來：六十歲的中文系女教授！說起來，除了我所在的外文系，中文系是我接觸最多的系，當然接觸了女教授以至年近六十的女教授。但這位虛擬的六十歲女教授不關乎其中任何一位。她是所有牀第想像的無情終止者——只要她的意象介入其中，本來洶湧澎湃的激情便像突然拔掉電源的電風扇一樣應付了事地轉兩圈後徹底無能爲力。爲什麼非是六十歲的中文系女教授不可呢？這不公平。我同小說作者見過兩次面，據我所知，她的職業履歷概與教師教授無涉。
這意味着，又一位不是教授的人寫出了關於教授的小說！此前已有若幹本了：張者的《桃李》、閆連科的《風雅頌》，還有一本書名就叫《教授》，作者名字一時想不起來了，反正不是教授。我倒是教授，而且是想寫教授的教授，卻一直沒能寫出教授……
是的，幾年前我就想寫一部教授主題小說。書名都想好了：“《圍城》二世”——既然錢鍾書先生能把民國教授衆生相寫得妙趣橫生，我爲什麼不能把共和國教授寫得栩栩如生呢？作家出版社知道我這個野心之後，當即正式約稿。並且忽悠我說：“以你的語言功力，總翻譯村上小說豈不可惜！與其給他人做嫁衣裳，莫如給自己做嫁衣裳，把自己嫁出去！”
然而幾年過去了，我仍未把自己“嫁出去”——“《圍城》二世”仍未破城突圍，我仍在眼巴巴看着並非教授之人接連捏造“教授”。其實，近些年我也並未總是爲他人做嫁衣裳。散文寫了，雜文寫了，論文寫了，小品文寫了，爲什麼偏偏寫不來小說呢？一次請教寫小說《藏獒》的楊志軍。他慨然授以祕訣：“小說是結構的藝術，結構即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要把握了關係，就有了結構，有了結構就有了小說。”但他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是我現在才明白的：我所以寫不出小說，是因爲不具有文學想像力，即不具有虛構能力，亦即不具有文學意義上的說謊能力。而這項能力基本是天生的。一句話，我天生不是小說家。換個說法，我要想成爲小說家，我身邊必須發生足以構成小說的許許多多現實故事。
然而現實是當今大學沒有故事。準確說來，故事太少了，少得不足以支撐不會虛構的我也能塑造正能量大學教授形象。也不單單我這麼看，比我厲害的其他人好像也這麼看。北大中文系陳平原教授好幾年前就喟然嘆道：“既不鑑賞幽默感，也不推崇獨立性，今日中國的大學校園裏，難得再有經得起學生再三閱讀、品味、傳誦的尚未老太龍鍾的教授及其故事。”復旦校長楊玉良教授也強調一所好的大學必須有讓學生感到自豪的名師和名師故事。認爲名師故事在傳播過程中被“添油加醋”，恰恰反映了人們心目中的大學精神，進而產生令人感動的激越的大學文化。東北師大盛連喜校長今年四月也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闡述“理想之大學”通常具備的四個特徵：“有人物、有故事、有空間、有代表”。同時感嘆如今許多大學新樓高樓有了，故事卻沒了。“因此，我們需要珍惜和保護歷史留給我們的那些經典故事。”
寫到這裏，不禁想起和東北師大同在長春的母校吉林大學，想起我入學不久聽得的兩個故事。老校長匡亞明一次如廁。聽得隔壁出門聲卻未聽得沖水聲，馬上提起褲子衝出門把那個學生逮了回來，問他爲什麼沒沖水就走。學生辯解說上課要晚了。匡校長當即發佈校長令：上課晚了我負責，你排出的東西你負責！另一個故事是關於歷史系於省吾教授的。於教授告訴他的研究生：破譯一個甲骨文保管你一輩子有名有利有喫有喝有老婆。而讓他最“牛”的，就是自己比郭沫若多認識兩個半甲骨文。並且宣佈誰要是比他多認識半個，就把自己的漂亮女兒整個嫁給他，同時繼承包括慈禧太後尿罐在內的所有文物收藏……
故事都是“文革”前發生的，我聽後也整整過去四十年了。我敢說，即使母校本碩七年所受課堂教育內容統統忘了，這兩個故事也不會忘。而且，即使在母校負面新聞多多的今天，我也還是爲自己出身於吉大而自豪——因了馬上提褲子教育學生的校長，因了比郭老還“牛”的老教授。
在這個意義上，故事的確大於思想。倘若如今的大學校園也有類似故事，我的“《圍城》二世”何至於難產！
（01.8.18）（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