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總想攀高枝拿莫言說事，但因爲實在太巧了，不得不說，不得不攀。
莫言獲諾獎演講《講故事的人》講了許多故事，媽媽的故事，姑姑的故事，單幹戶“藍臉”的故事，同學沒哭的故事和自己告狀的故事……。最後講的是他爺爺給他講的故事。爲逃避一場暴風雨，外出打工的八個泥瓦匠躲進一座破廟。雷聲一陣緊似一陣在廟外炸響，火球一個接一個在門外滾動，大家嚇得面如土色。其中一個人開口說：我們八人中，必有一人幹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幹過壞事，誰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牽連。自然沒有人願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沒人出去，那麼就讓我們朝門口扔草帽，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幹了壞事，誰就必須出去接受懲罰。大家照做了。結果，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刮出門去。於是大家把不願意出去的他扔出了廟門。而就在那一瞬間，破廟轟然倒塌。不用說，廟裏的七個人死了，活下來只有那個被扔出廟的人。
讀完莫言爺爺給莫言講的這個故事，我倏然記起我的爺爺給我講的故事。一條船在湖面航行當中，突然狂風大作，巨浪滔天，船劇烈地上下顛簸左右搖晃，眼看就要沉沒。衆人驚慌失措之際，但見湖心出現一把壺、一隻手、一個盅：壺、手、盅。於是船老大高聲喊道：船上有叫胡守忠的嗎？有人應道我叫胡守忠。船老大指着湖心的壺、手、盅說，天意如此，莫怪我等無情。說罷讓大家把胡守忠扔下水去。就在那一瞬間，一個大浪打上船來，船整個翻了。不用說，除了胡守忠，船上其他人全部葬身湖底。
顯然，除了人物和舞臺，兩個故事的情節和主題如出一轍，就好像兩位爺爺一起商量過似的。莫言聽他爺爺講這個故事是什麼時候我不知道，我聽的時候大約剛上初一。初一的我也聽明白了：滿船人裏邊，只有胡守忠一個好人，其他人全是壞蛋——天要懲罰的肯定是壞蛋。所以自己要當好人，不當壞蛋，並且要跟壞蛋做鬥爭！
此後不到一年，“文革”風暴刮來了。又過兩年，我初中“畢業”回鄉了，作爲回鄉知青在務農過程中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再教育”第一堂課就是參加生產隊貧下中農批鬥“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的大會。長長的大筒屋子，南北兩鋪大炕，貧下中農盤腿坐在炕上，爺爺對着一個大電燈泡站在地中央，胸前掛一塊木板，上面用毛筆字歪歪扭扭寫着“打倒地主還鄉團團長林忠顯”，名字被打了個大大的紅叉。政治隊長宣佈批鬥大會開始，貧協主任開第一炮。有人按爺爺的頭，叫他低頭認罪。爺爺不肯低，按一下，挺一下。挺一下，按一下。這麼着，住在我家後院一位縣一中高中畢業生忽然舉起拳頭高呼打倒我爺爺，大家跟着喊。我躲在大人背後，沒舉拳，也沒喊。大家一連喊了三四遍。最後喊的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不由得，我想起爺爺講的那個故事：大家要把一個人扔下水了，船要翻了不成？
爺爺當然不是“地主還鄉團團長”，後來不了了之，除了被勒令去公社所在地的小鎮掃了一冬天雪，倒也沒受更多的懲罰。但這件事對自尊心極強的爺爺造成了不一般的傷害。據我所知，爺爺至死都沒饒恕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批鬥過他並且欺負他的孫子——甚至不讓他的孫子吹笛子——的貧協主任，一個是帶頭喊打倒他的後院那個高中生。“前後院住着，平時一口一個林大爺，怎麼就忽然喊打倒我了呢？喊得出口嗎？小子忒不像話！”這意味着，九三年去世的爺爺至死都沒能理解“文革”。不妨說，爺爺至死都未能將他對我講的“壺·手·盅”（胡守忠）故事同“文革”聯繫起來。至少，這對“文革”是幸運的。
話說回來，莫言的爺爺和我的爺爺對作爲孫子的他和我講這個故事倒也罷了，其用意也不難明白。可莫言爲什麼要在瑞典學院那麼莊嚴鄭重的場合重講這個故事呢？就個人而言，無論如何他都不是被扔出去的人——儘管得獎後“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污水”——相反，他是被選中穿上燕尾服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人。在某種意義上，任何故事都是隱喻。那麼，莫言藉此隱喻什麼呢？人性的弱點？多數人的暴政或集體無意識？天理昭昭、天意的公正？抑或以公正、公衆的名義排除異己的結果？有一點可以斷定，莫言作爲講故事和會講故事的人，在那樣的場合是不會隨便講故事的。
順便說一句，我的爺爺給我講的這個故事，此前我從未講過。
（01.7.16）（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