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收到了鄧發祥的檢討報告，內容極其詳盡的剖析了自己的爲官之道，很難得的對自己做了一個評價，最後請求組織給予處分，並要求給他機會改正錯誤。他在報告裏寫到，
“我是在河南農村長大的苦孩子，16歲到縣城上高中以前我沒有穿過新衣服，我從來不像城裏的孩子那樣有那麼豐富多彩的業餘生活，貧窮使我整日與書籍爲伍，也正因爲這樣的條件，我考上了武漢大學政法系，畢業後我回到了河南新鄉，從一名鄉司法股的股員幹起，那時我也有雄心壯志，在工作中我兢兢業業，其後在不同的崗位上我幹了8年，這次甘肅省出現的上訪風波，我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對於省委一斑人也沒有管理好，追索根源是我在多年的官場養成的惰性和忍性在作祟，我在歲的時候擔任河南新鄉市的市委副書記，那個時候可以說是春風得意，少壯有爲，在主觀抓工業企業的時候，我那個時候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對企業的**重點打擊，大力扶持新興企業打入市場，成績卓著，可是等待我的卻是一紙調令，把我弄到河南偏遠的西峽縣去擔任縣委書記，那是一個窮縣，我開始還沒有感覺什麼，可是後來我的一個同學，在省委組織部當處長的實權人物告訴我，我在新鄉的舉動傷害了某些大型企業的利益，也傷害了他們的感情，他們在中央告了狀，當怪罪下來的時候，市委書記沒有擔擔子，而是把功勞攬過去，把缺點留給了我，最後，市委書記順利的調省委工作，我卻平調到西峽去了，我的同學告訴我，做官不可張揚，不可不瞻前顧後，無爲既有爲，有爲則有過，對於他的這些言論，當時我是不以爲然的，西峽年，我在那裏乾的不錯，後來有調三門峽市委任副書記，那個時候正是我年富力強的時候，當時的市委書記後來因爲**被雙‘規’了，一時由我主持工作，在打擊**的鬥爭中我堅決不手軟，弄的牽扯麪很大，有些都觸動了省裏的一些幹部，沒過多久，我被安排到中央黨校學習，進中央黨校高級幹部斑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事情，可是我進去是因爲在三門峽搞的動作太狠，可是我自己又沒有把柄給對方，對方只能用進黨校的辦法把我先行調開再說，等我畢業回去的時候很多案件已經結案了。我知道我又觸動了一些人的神經，不知道今後會是什麼結局，這時候，浙江寧波市委書記跨臺了，由於我在中央黨校的一篇論文，中組部安排我到那裏去擔任書記工作，這一次可以說是因禍得福。
寧波歷來是富庶之地，倒在這裏的幹部不計其數，一上任我就感覺到人事關係複雜，而我這個空降來的外省人基本上是兩眼漆黑，我在寧波力求不犯錯誤，也不搞大得動作，省委領導誇我穩健，識大體。年後我又被調回河南，擔任鄭州市委書記，無爲真的使我升了官，那時我剛剛40出頭，就是一個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了，還是省委委員，許多省裏的幹部誇我進步了，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鄭州市是河南得經濟中心，那裏得工作好做，大城市嗎，受輿論監督的程度要高過其他得地方，自己一身正氣也得到不少好評。四年後我順理成章的升任爲省委副書記。在擔任河南省委副書記的期間，我又一次進中央黨校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親耳聆聽了總書記的講課，深感肩上的擔子重大，深感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回到河南後，我在分管的經濟和政法兩大領域大刀闊斧的實行改革，使河南在那個時期解決了一系列歷史遺留的問題，特別是幾個上市公司的重組問題，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可也就是我乾的歡實的時候，又是一紙調令把我從河南調到了甘肅，還是擔任省委副書記。從一個人口9000多萬的中原大省的第三把手調到西北的貧窮省份擔任第五把手，這說明了什麼？正像個別人說我的那樣，這幾年驕傲了，尾巴‘翹’上天了。在河南的工作顯然是又觸動了一些人，又沒有按照官場上的規則進行。
我是一個在政治上沒有背景和後臺的普通人，一顆做人的良知和**員的黨性制約我在爲官的時候不貪污不腐化，但是，宦海的沉浮使我明白了爲官不可張揚，也不可過於標新立異，政績的好壞，官聲的好壞都不在於老百姓是怎麼看而在於官場裏的同僚和某些實權人物，於是，我開始奉行一條‘千言萬言不如一默’的爲官之道，在各種會議上輕易不發言，也不公開表示我的政治觀點，也學會了打太極，在甘肅八年，我穩步的從第五把手升遷到第一書記這個位置，但是我知道那些在我後面的人會時不時的打我的黑槍，會監視我的一舉一動。
在甘肅省委的工作崗位上，首先就是我的不作爲，我忘記了自己是國家安排在這裏負主要責任的‘封疆大吏’。在我擔任省委書記這幾年裏，甘肅省的業績平平，可是我的位置卻越來越穩固，我不得罪任何人，也不去抓別人的小辮子，自己也不培養自己的勢力和小圈子，但是在思想上已經離黨的要求越來越遠了。從根本上講也是自己對於國家和民族的認識走進了一個個人利益的怪圈，我在政治上沒有野心，能夠在現在的位置上全身而退是我最大願望，我不希望自己的一生有多少輝煌，但是也決不想走在大街上被人戳脊樑骨。因此我在執行上級的指示時候與其說是覺悟高不如說是一種習慣，對於上級的指示我只是簡單的執行，能在精神上領會多少很難說，長期以來，我就是簡單的這麼工作，也消磨了不少時光，這一次張掖會議後，我仍然是用這樣的態度去工作，在西域改變自然的這麼複雜的工程中得過且過怎麼能不出問題？司徒書記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問題，儘管在上訪期間我是堅決的站在改革的這一邊，但是在思想上我並沒有做好面對複雜局面的分析和對策準備。出現上訪事件以後，被動的應付，甚至有妥協中立的念頭，完全失去了一個黨的高級幹部應該具備的原則性和立場。
當事件平息以後，我仔細的反省自己，這麼多年來，我也像司徒書記說的那樣，在思想上已經腐化墮落了，這不是物質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是意志上的**，是對不正之風的妥協和讓步，當我們在黨旗下宣誓的時候，我們不是爲了自己的個人的利益而入黨的，可是在工作多年後卻陷進了個人主義的泥潭，把黨內的逆流，不正的思想當成爲官的主流，對於那些明哲保身不作爲的所謂爲官之道從看不慣到逐步適應，進一步則認同，最後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分子。由於這種個人主義思想的氾濫才使自己對所謂爲官之道有了共鳴，才使自己放棄了對國家和對人民的忠誠，我雖然在物質上不腐化貪污，但是思想根源與那些**分子如出一轍，我相信有這樣的想法的幹部不會只有我一個，正所謂許多幹部的清廉不是靠自身免疫力的提高，不是靠黨性和人格在保證，而是威懾於國家法律和社會輿論的壓力，非不爲而是不敢爲爾。
多年來的宦海沉浮磨平了我的棱角，也消磨了我的鬥志，今年我已經56歲了，能夠爲黨工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看到國家今天的大好形式，我十分汗顏，我請求組織上給我處分，也希望組織給我機會讓我彌補過失。”
對鄧發祥的報告我很滿意，能夠有着這樣的認識，不經過振聾發聵的自我剖析使做不到的，這樣的幹部本質是好的，根子出在個性的不夠堅韌，沒有正確的理解官場上的正反鬥爭。我批閱後上送中央，我在上面寫着，“我們黨有許多優秀的忠誠的有能力的幹部，由於政治環境等因素，磨平了棱角，消磨了意志，做事情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已經養成了習慣，鄧發祥同志的檢討對這個問題的剖析有見地，有想法，希望中央重視這樣幹部的思想問題和引導他們恢復朝氣。”
甘肅省的事情也提醒了我，在西域其他幾個省區我們也進行了大面積的幹部整頓和清理，在思想上路線上端正了幹部隊伍的認識，在組織上純化了幹部隊伍，在形象上給廣大民衆一個交代。同時我們還加大了各種監督機制，加大了幹部工作和個人資產的透明度。
到了這年的8月份，喜馬拉雅山已經貫通了三條隧道，第四條隧道已經開挖，由於我們是打通風隧道，許多隧道的技術要求降低了很多，現代挖掘技術又十分的先進，隧道的開鑿比我們想象的要容易和成本低，有人說，可以利用隧道聯繫兩山之間和出境的公路，其實在設計隧道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想過這個問題，那是不行的，通風隧道一般都在風口之處，隧道裏的風力平時都在五級以上，大的時候超過十級，基本上沒有可能做通道之用。北面的阿爾泰山也貫通了一條隧道，在進行隧道建設的同時，開鑿施工人員發現和發明了高山洞穴效應，在解決高原人類生存方面起到了裏程碑的意義。在隧道開挖的時候，就有將近5萬多人的內地移民來到了西藏，他們很快就在“洞穴”裏安家落戶，當年就具備了收穫的條件。
在玉龍冰川上的“冰礦”也開始採集了，僅僅4個月我們就超過4000萬立方，由於我們對冰川的開挖，使開挖附近的冰層受到震動，融化的速度也大大的快於往年，喀爾喀什河水今年比往年的流量大了一倍多，下遊幾個原來的小水庫都蓄滿了水，還只建設了一半的大型水庫，我們也把底層開始蓄水，讓水浸潤一下地表。豐厚的雨水使和田地區的草灘面積在今年增加了40%，在沙漠的邊緣竟然奇蹟般的下了好幾場暴雨，打破了歷史上的降水記錄。
青海省今年的降水明顯的超過了歷史上的最高記錄，青海湖面時隔千百年後，第一次沒有再縮小了，許多湖畔的水草茂密的生長着。
航拍回來的照片顯示，已經乾涸了的羅布泊今年又開始有水出現了。那幾個早就無水的甘泉，今年也“冒”水了。
甘肅省的移民工作進展順利，東水西調工程已經計劃在冬季枯水季節開始動工，準備工作已經全面鋪開。沿途都是轟鳴的挖掘機的聲音。張掖地區對用水的全面休眠，立即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下遊巴丹吉林沙漠的額濟納在乾涸二十幾年後又見到了沼澤，綠洲已經開始萌芽，爲此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特意給甘肅省政府發來了賀電，並資助甘肅張掖人民000萬元的資金，用於改善當地的環境建設。
我完全沒有想到，改變環境見效會這麼快，如果按這樣發展下去，也許我們會很快的改變這裏落後的狀況。僅僅一個夏季，我們就向老天爺多要了十五億立方米的水，現在西域氣象部門成爲最喫香的部門了，中央氣象臺也在這裏進行專門課題的研究，各地都急於想在自己的地區也建立氣象部門，因爲，天不會再是簡單的多雲和晴天了，這裏的天氣將變的豐富多彩，將會風雨雷電。
西域的工作走上了軌道，我也清閒了不少，抽空把假牙也上了，說話不再漏風了，西寧今年是個多雨的夏季，原來這裏商場裏賣雨傘雨衣的不多，大多是一些遮陽傘，現在這些都已經脫銷了，爲此我們在新移民的工商業者中挑選有實力的企業家自己興建了一個高科技的制傘廠。雨傘不僅供應區內還遠銷海內外。
一些新企業的建立，大大的改善了西域的投資環境和工業佈局，以“三葵公司”爲代表的一些香港企業率先在青海湖畔辦廠，興建現代化的基礎化工企業。
“三葵”的現任董事長是阿松的大女兒阿真，這次她帶着龐大的香港代表團來到西寧，把自己的小兒子也帶來了，她一見我就親熱的叫我“Unclc！”已經快40的人了，調皮的像個小孩子，跟我到家裏見到我老婆就大喊“乾媽！”，我老婆樂的合不攏嘴，小昊晟在那莫名其妙的看着，心裏琢磨，“我哪兒又冒出個這麼大的姐姐啊。後面那個和自己差不多的小孩子是誰啊？”
“你什麼時候去看看你爸爸啊？”我老婆問阿真。
“系啊（是啊），幾時帶我去見外公？”阿真的小兒子飛鼎在傍邊說。
“這裏還不是有個外公外婆，還有一個小叔叔呢，”阿真開心的叫着，“昊晟，還記得大姐嗎？”兒子靦腆的不說話，在那裏好奇的看着她們。
“好啦，都坐下吧，別老站着說話，小王啊？今天加幾個菜吧。”我對我們的公務員講道。
“過來，讓幹外婆看看，”我老婆招呼着飛鼎，問問年紀飛鼎比昊晟小二歲多，小傢伙們很快就混熟了，飛鼎沒有想到在這大西北還有一個和自己差不多年紀的小叔叔，更沒有想到，這裏也有會說白話的小孩。
“阿真啊，這次來打算搞點什麼項目啊？不要指望我和你父親給你幫忙和開後門哦，一切都得你自己去幹，到我這裏只有親戚的串門，可沒有工作好談得，啊？知道嗎？”我打着預防針。
“我知道，您給公司留的名訓，‘正當經營憑本事賺錢，合法運作不歪門邪道’我們一直掛在那裏哪，這次來，我們就沒打算請你們幫忙。”阿真認真的說着。
“啊，好！你們一定堅持下去，企業的傳統也要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飯後，我悠閒的在院子裏溜達，今天兒子沒有跟着我，他有了新夥伴，我在思索如何加快移民的問題，思索擴大建設兵團的地域問題。
對於西藏和青海的移民，移民和當地民族之間是基本可以和平相處的，全民信教的藏族同胞大多是善良和包容的。而新疆則麻煩多多，陌生民族的進入，一定會代來各民族間的敵視，特別是信奉伊斯蘭的新疆諸多土族居民，生性好鬥和比較懶散，文化差異與漢族實在是太大了。而不進行移民，就沒有機會去同化這些民族，更談不上怎麼去鞏固邊疆。當地很多農村的居民，是隻知有星月而不知有太陽，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攪和在一起是這個地區的特點。進行各種滲透是一個粗淺的方面，實質是要用先進的生產力代替落後的生產力，用先進的思維方式代替落後的思維方式，用科學的行爲哲學代替蠱惑人心的宗教。
正當我在籌劃對新疆的移民計劃時，寧夏又冒出了點問題，我不得不帶上小陳連夜感到銀川，阿真就交給我的老婆去招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