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倒不如一些實業家，能一眼看穿亨廷頓，不過是從經濟戰車上飛來的一顆哲學炸彈。手裏不是衝鋒槍而是計算器，身上不是迷彩服而是上班裝，桌上不是軍事地圖而是銷售賬表，前面不是鐵絲網而是“進口限額”“關稅法案”之類所保護着的市場縱深。一場民族之間的經濟大戰遲早要接火，或者說已經接火。在這場戰爭中，祖國常常是投資者們的必要掩體。
從精神上保衛一個民族，就義者總是有限。當民族變成利益符號和利益載體的時候，一切就差不多成了通俗故事，不難激起社會性狂熱。不光是烽煙滾滾的波黑、中東、阿富汗、盧旺達正在重新高揚民族的戰旗，連加拿大、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德國、美國的夏威夷，也都有要求分治要求散夥的吵吵嚷嚷。“祖國”成了光頭黨的常用詞。“本國優先”是競選人拉票時不可少的激昂，是最時髦的政治流行色。百分之幾的失業率或一塊油氣田，就可以使人們突然對膚色和母語的差異大驚小怪，突然覺得異族面孔不可容忍，必須惡語相加，拔刀相向。
國家解體同夫婦離婚一樣頻繁多見。國家數目在迅猛增加。有人預計，到下世紀初，這個數目可能增加到五百。到那時候，我們將比現在有多得多的邊界，多得多的海關，多得多的總統班子和外交糾紛。既然上帝不再出現在裁判席，既然共產主義也不再是理想，那麼還有什麼可以充當異族融合的膠粘劑？於是，一個似乎沒有任何主義的時代裏，民族主義似乎正在成爲最後的主義。
我對此感情複雜。
九“民族”這個詞使用得最多的今天，實際上是它的詞義日漸空虛的時候。美國就很難說是一個民族。它包括唐人街、韓國城、小東京、猶太區、意大利街、墨西哥街等等。操西班牙語的果農、操挪威語的麥農、祖籍在波蘭的礦工、哈勒姆區的黑人老太，還有印第安保留區載歌載舞的男女……這全都是美國，也幾乎是世界。在一九九〇年的調查中，美國人每八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是異族混血的產物，牽連到至少兩種以上的血統以及文化根源。這個越來越“雜種”的美國，只好用愛國主義來置換民族主義。
國界的意義也越來越引人生疑。前蘇聯的核電站事故，污染了境外好幾個國家。日本的酸雨，則可能來自中國和東南亞。廢毒氣體對地球臭氧層的侵蝕，受害者將不是哪一個國家或哪幾個國家，而是整個星球。事情不僅僅如此，在今天，任何一個單獨的民族，也無法解決信息電子化、跨國公司、國際毒品貿易等難題。正在延伸的航線和高速公路，網捕着任何一片僻地和寧靜，把人們一批又一批拋上旅途，進人移民的身份和心理，進入文化的交融雜匯。世界越來越小，電視機使我們都成了世界的前排觀衆，時時直面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不把這個世界當做一按鍵鈕就揮之即去的東西，不過是在幾十個頻道間跳來跳去的東西，你就完全應當採用比“民族”更爲寬廣的視角。民族是昨天的長長留影。它特定的地貌，特定的面容、着裝以及歌謠，一幅幅詩意圖景正在遠去和模糊。不管我們願不願意，現代移民們已經不再有舊時的山長水遠，不再有牽動愁腸的驛路遙遙。電話和飛機票，正在使故土和故人隨時可至，就像附近某個加油站或雜貨店，無法積累和強化遊子的激情。長別離既已不長，長相憶也就無所可憶。更重要的是，當工業文明覆蓋全球，故鄉與祖國便在我們身後悄悄變質。不管在什麼地方，到處都在建水泥樓，到處都在跳恰恰舞，到處都在喝可口可樂，到處都在推銷着日本或美國的汽車。照這樣下去，所有的地貌模仿出同一的景觀，你思唸的故鄉與別人的故鄉差不多沒有兩樣；你忠誠的祖國與別人的祖國也差不多沒有兩樣。那麼這種思念和忠誠還有多少意義？還如何着落？
近些年來，我每一次回到湖南老家，都加深了這樣的感覺，不免有一些悵然。哪怕是在一個偏僻的山寨，我聽到立體音響裏轟轟撲來的，不是記憶中的嗩吶和山歌，而是我在海南、在香港、在美洲和歐洲都聽到的電子流行音樂。這樣的故鄉，我的後代還能不能把它與其他旅遊地給予區別？還能不能在其中寄寓特有的情感？
民族感已經在大量失去它的形象性，它的美學依據。
根系昨天的，惟有語言。是一種倔頭倔腦的火辣辣方言，突然擊中你的某一塊記憶，使你禁不住在人流中回過頭來，把陌生的說話者尋找。語言是如此的奇怪，保持着區位的恆定。有時候一個縣，一個鄉，特殊的方言在其他語言的團團包圍之中，不管歷經多少世紀，不管經歷多少混血、教化、經濟開發的衝擊，仍然不會潰散和動遙這真是神祕。當一切都行將被洶湧的主流文明無情地整容，當一切地貌、器具、習俗、制度、觀念對現代化的抗拒都力不從心，惟有語言可以從歷史的深處延伸而來，成爲民族最後的指紋，最後的遺產。
民族似乎僅僅成了這樣一種東西：可以被裝入錄音帶，帶上它，任何人都永遠不會離鄉背井。
歐洲一體化似乎勝利在望。海關、匯率、軍事和政治之類的問題都是不難解決的，利益紛爭也可望找到合適的安排。繞不過去的最後一道難關，看來只有語言，是各個民族決不會輕易讓出的語言權。在從丨昆德拉的小說裏，一羣同去援助柬埔寨的白人激烈內訌，就是因爲能聽懂英文的法國人堅決不願說英文，不願服從英語簕權，情願忍受太多的麻煩，堅持用多種語言來進行協商。這當然不是小說家的一個噱頭。
近年來的左派文化運動，也把語言視爲重要戰線。反抗中心，挑戰主流，保衛文化多元性，少數激進人士甚至拒讀莎士比亞，發誓迴歸印第安民歌或阿拉伯神話。他們寧願狹隘也決不卑屈，寧願孤立也決不背棄。這個運動在美國叫“政治正確”，其英文簡稱叫1^：，與個人電腦的代號同名。
但我想到它的時候，耳邊總是響起另外兩個更爲響亮的音節：“昆塔”。
血跡未乾的昆塔。
我們回到了前面說過的那一個畫面，昆塔寧可被抓回來皮開肉綻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險，也不接受白人奴隸主給他的英文名字。他留下了一個永遠的詰問：這樣做值不值？用英文是否就喪失尊嚴？就不能活下去也不能得到幸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他的血是否完全白流？是否只是一種愚蠢一種狹隘一種可悲的自作自受？他因此而承受的所有鞭刑，只配受到後來人哈哈嘲笑？
在未來的人們看來，他只是保衛一盒錄音帶的無謂代價？
十有一種表達的困難。
我說完了。我知道這場演講對於他們來說很乏味，讓人失望。他們目光渙散，東張西望，甚至連連哈欠或者早就起身而去，留下冷冷的空座位。除了最後一排的西蒙一一謝謝你一張孩子臉上遙遠的笑容給我安慰。
他們敷衍地鼓了掌，沒有提問的興趣，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好像總算熬過了不可忍耐的停電，現在光明大放，可以好好樂一樂了。他們向那個剛纔談女人內褲的作家微笑，向那個剛纔謊稱自己一直受迫害的作家請教，請那個出示繡花鞋並且當衆流淚的作家去國家電視臺接受採訪。他們離開我，離開了一個失敗者，一件滯銷產品。他們希望有趣味的談資，有印象的表演，有獨特性的刺激，觀衆總是這樣的。他們沒有必要對乏味客人表示過多的關照和禮貌，更沒必要費氣力來探究什麼方言。
有一個人甚至眼中透出譏嘲，對我剛纔的違拗給予報復：“你是湖南人，毛澤東也是湖南人，請問下一個最偉大的湖南人是誰^不包括你。”
“好吧，我聽說你也是人大學的畢業生，那麼請問八大學下一個最偉大的人是誰？包括你可以，不包括你也可以。”
他剋制地笑笑，把不甘罷休的目光暫時落人紙咖啡杯。
我必須這樣回答，還擊這一類無聊的挑釁一不管他是大報記者，還是學院院長、出版商、文學大獎的評委。這種來自東方的不恭，當然更令他們不快。
我再一次失敗，這幾乎在意料之中。我苦於缺少更多的故事和才情，至少缺少語言的機靈，來挽救敗局。我得承認自己的平庸和笨拙。這沒有什麼。我寧可暴露自己的平庸和笨拙，也不願意譁衆表演，比方掏出一隻可疑的繡花鞋。我甚至不會玩一次仇外的偏激，宣佈自己就是國粹派，就是看不起他媽的西方，就是仇恨莎士比亞以及一切白人文學的簕權一那樣也容易，至少是一種極致，一種風頭，一種未必得到贊同但至少可引人注目的驚險節目。經驗證明，很多西方人寧願遭遇敵手，也不願意承受乏味。（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