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一位同行者說的。這樣說，無非是爲了錢，爲了獲得變節的理由，爲了獲得他一直所痛惡的貪污特權。他昨天還充當沙龍里的演員和票友，玩玩血性的民主和自由，今天卻爲了錢向他最蔑視的庸官下跪。當然也沒什麼，他不會比滿世界那麼多體面人幹得更多，幹得更漂亮。
你的拒絕使你陷入了謠言的重圍。謠言使友情業興盛，是這些業主的享樂。你的所有辯白都是徒勞，都是沒收他人享樂的無理要求。他們骯髒或正在籌劃骯髒，所以不能讓你這麼清白地開溜，這不公平。他們擅長安慰甚至拉你去喝酒，時而皺着眉頭聆聽，時而與服務員逗趣說笑，沒有義務一直奉陪你憤怒。或者他們憤怒的對象總是模糊，似乎是酒或者天氣，也可能是謠言，使你在失望的同時繼續保持着希望。他們終於成了居高臨下的仲裁者和救助者，很願意笑納你的希望，爲了笑納得更多便當然不能很快地相信一加一等於二。
你期待民衆的公道，期待他們會爲他們自己的衛士包紮傷口。不，他們是小人物，惹不起惡棍甚至還企盼着被僥倖地收買。真理一分鐘沒有與金錢結合，他們便一鬨而散。他們不願摻和矛盾，不想知道得更多而且一再恐懼得哆嗦。他們突然減少了對你的眼光和電話甚至不再摸你孩子的頭髮，退得遠遠的，退到遠遠的安全地帶，看誹鎊與權謀從眼前飛過，將你活活射殺在地，看你鮮血冒湧。他們最終會鼓動你爬起來，重返崗位去捍衛他們的幾個小錢一你怎能撒手丟下他們不管？你怎麼這樣不負責任呢？
事情就是如此。你爲他們戰鬥，就得爲他們犧牲，包括理解和成全他們一次次的苟且以及被收買的希望。
你是不是很生氣？
現在想來有點不好意思。你真生氣了，當了幾天氣急敗壞可憐巴巴的乞丐，居然忘記了理想者從來沒有貴賓席，沒有回報^回報只會使一切淪爲交易，心貶值爲臭大糞。
決心總是指向寒冬。就像駛向大海的一代代男人，遠去的背影不再回來，毫不在乎岸邊那些沒有屍骨的空墓，刻滿了文字的殘碑。多少年後，一塊陌生的腐爛舷木漂到了岸邊，供海鳥東張西望地停棲，供夕陽下的孩子們坐在上面敲敲打打，唱一支關於老狗的歌。回家囉^他們看見了椰林裏的坎煙。
人是從海裏爬上岸的魚，遲早應該回到海裏去。因爲海是一切故事最安全的故鄉。不再歸來的出海人，明白這個道理。
你也終歸要禪失於海。作爲一條爬上陸地的魚，你沒有在人世的永久居留權，只有一次性出人境簽證和限期往返的旅行車票。歸期在一天天迫近，你還有什麼事躊躇不決？你又傻又笨連領帶也打不好，但如果你的身後有親情的月色，有友誼的溪流，有辛勤求知和拍案而起，你已經不虛此行。你在遙遠山鄉的一盞油燈下決定站起來，剩下的事情就很好辦。即使所有的人都在權勢面前腿軟，都認定下跪是時髦的健身操，你也可以站立，這並不特別困難。同行者紛紛慌不擇路。這些太聰明的體面人，把旅行變成了銀行裏忙碌的炒匯，商店裏大汗淋漓的計較，旅行團裏雞眼相鬥怒氣衝衝的座位爭奪。他們返程的時候，除了沉甸甸的錢以外什麼也不曾看到，他們是否覺得生命之旅白白錯過？上帝可憐他們。他們也有過夢，但這麼早就沒有能力正視自己兒時的夢，只得用大疊大疊的錢來裹藏自己的恐懼，只得不斷變換名牌襯衫並且對一切人假笑。
你穿不起名牌，但能辨別什麼是用錢胳肢出來的假笑，什麼是由衷而自信的笑一一這聖戰者惟一高貴的勳章，上帝惟一的承諾。
你揹負着火辣辣的夏天，用肩頭撞開海面，撲向千萬匹奔騰而來的陽光。你吐了一口鹹水，吐出了不知今夕何夕的藍色。有一些小魚偷偷叮咬着你的雙腿。
這是一個寧靜的夏日。海灘上並非只有你一個人。還有人，一個黑影，在小樹林裏不遠不近地監視着你。終於看清了，是一位瘦小乾癟的老太婆，正盯着你的飲料罐頭盒耐心等待。旅遊者留下的食品或包裝，都能成爲窮人有用的東西。
你有點恥辱感地把易拉罐施捨了她。她抽燃一個撿來的菸頭，笑了笑：“火巴。”
你聽不懂本地人的話。她在說什麼？是不是在說“火”？什麼地方有火？她是在憂慮還是在高興火？這是一句讓人費解的讖言。
她指着那邊的海灘又說了一些什麼。是說那邊有鯊魚，是說那邊發生過劫案，還是請你到那邊去看椰子？你還是沒法明白。
但你看到她笑得夫真。大海旁邊的一切都應該天真。
你將走回你的履歷表沉默，好像什麼也不曾發生。什麼也不用說。你揀了幾片好看的貝殼，準備回去藏在布狗熊總是變出糖果的衣袋裏，讓女兒喫一驚。你得騎車去看望一位中學時代的朋友，你忙碌得在他倒黴的時候也不曾去與他聊聊天。你還得去逛逛書店，掃掃樓道，修理一下家裏的水龍頭^你惱人地沒看懂混沌學也沒有贏棋甚至搖不動呼啦圈，難道也修整不好水龍頭？你不能罷休。
你總是在海邊勃發對水龍頭之類的雄心。你相信在海邊所有的念頭都不是無緣無故產生的，一定都是海的饋贈，是海的冥隱之念。
大海比我們聰明。
大海蘊藏着對一切讖言的解釋，能使我們互相恍然大悟地笑起來。
1991年9月(最初發表於1995年散文集《海念》。〉走親戚
三伯伯來看我們。三伯伯就是三姑媽的意思。老家很少對婦女的稱呼，女人大多用男人的稱呼，只是在稱呼前面加一個“斜字，比如姑媽就是小伯，姐姐就是小哥。
三伯伯的男人在躲日軍的時候去了貴州，給共產黨送藥品，被國民黨特務殺了。也許幸好他這一死，三伯伯一直守寡，窮得靠賣鹽茶蛋爲生，經常忙了一天還賺不回半升紅薯。土改時她的成分被劃爲手工業者，又是烈屬，成了革命依靠對象。讓她當了幾個月的婦女會會長，是順理成章的事。
那一年水災，她的茅房被水漂走了，日子實在沒法過，便把兒女兩個送進城來，託付給我父親。大表哥被我父親帶人部隊，當了兵，還讀了軍校。大表姐則在城裏繼續讀書。據說大表姐初來時一頭的蝨子，母親洗了三大盆鹼水，又給她剪一個男頭，才把她剪出個有鼻子有眼的人樣。她的書當然也沒有讀好，母親帶她去考城北女中時，她還總是把“手”字寫成“毛”字，把“目”字寫成“木”字，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要寫錯，“常”字上面總是寫成“？”。父母後來一說起這事就要笑。
他們兄妹兩個年幼失父，所以特別懂事和用功，也給我家很掙面子。大表哥後來當了空軍軍官，大表姐讀完中專後去了西北一個礦山，也是勞動模範。他們的成績總是成爲父親教訓我們的理由。你們看看，大哥哥入黨了，大姐姐立功了，還當上工段長了……父親帶領我們索性取消了表哥表姐的“表”字，讓我們一家自豪得更加完滿。
我對那一段沒有什麼印象。我願意相信父母的說法，比方說我出生以後第一個抱我的是大姐姐，她當時還驚慌地說，舅媽舅媽，這伢兒怎麼這麼難看？一身的毛啊！我也願意相信父母的說法，我在街上走丟了的那一次，大姐姐聽說此事時正在洗腳，她立刻嚇得哭了起來，鞋也沒來得及穿，赤着腳就跑出門去找我，狂奔亂喊簡直瘋了一樣……我應該記得這件事情的，不知爲什麼居然記不起來了。是不是我真的腦子有了什麼毛病？
每逢開學，我們姊妹幾個便興奮地等待，等待工作在外地的大哥哥大姐姐寄來禮物。鋼筆、球鞋、計算尺……都是些令人眼花繚亂的寶貝，一般還有十元或二十元的學費。其實我是白等和傻等，因爲我還沒有上學，即便上學也永遠在家裏處於幼稚的地位，沒有資格得到那些贈品。我眼巴巴地看着父親把那些東西分給了哥哥姐姐，桌子上光光了。他們高興，我也跟着高興，跟着他們在幾間房子之間不停地躥來躥去。
父親死了之後，我們首先通報的親戚就是他們^三伯伯當時就住在表哥那裏，在北京某部隊大院。
很久沒有回信。我問過母親，不料她冷冷地說：“你說誰？”我說大哥哥沒有來信麼？”
她說：“回沒回，我不曉得。”
我說他應該來信的。”
她說：“你以後不要提起他。”
我感到有點不妙。後來才知道，大哥哥是回過信的，只是回信較爲冷淡，除了埋怨舅舅自絕於黨和人民之外，沒敢再說別的什麼，甚至沒有提到他母親是否傷心。整篇信還沒有寫滿一頁紙。（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