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當背後是品格、是境界，體現着幹部的黨性和覺悟，體現着幹部的胸襟和勇氣，也決定着幹部職責的履行、作用的發揮、貢獻的大小。古人說：“君子不可不修身。”又雲：“正心以爲本，修身以爲基。”良好的修養乃立身之本，個人修養還往往決定其事業的成功與失敗。打鐵還需自身硬，鐵肩才能擔道義。只有提高自身修養，注重實踐鍛鍊，砥礪意志品格，纔會有敢於擔當、善於擔當的自覺和底氣。否則，擔當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木之本。
★把握好“爲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
人無德不立，官無德不爲。作爲政德主體的領導幹部，不同程度地掌握着黨的領導權和國家權力。一般人無德，影響再大也可想見，主政一方的領導幹部失德，則會阻礙社會進步、危害人民利益、貽害黨的事業。一個領導幹部是否有政德，看的是他對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是真心擁護，還是虛與委蛇；對人民羣衆是滿懷真情，還是感情淡漠；在急難險重任務前是挺身而出，還是臨陣退縮；在矛盾糾紛問題前是迎難而上，還是明哲保身；對個人名利是淡泊處之，還是熱衷追逐；在道德操守上是慎獨慎微，還是言行不一。概言之，看他能否正確處理是與非、公與私、真與假、虛與實的關係，把握好“爲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說到底，看他是否有爲民之心、爲政之德。
鄧小平同志曾經滿懷深情地說過：“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着我的祖國和人民。”焦裕祿、孔繁森、李潤五等同志在去探望孤寡老人時，都曾動情地說：“我就是您的兒子……”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都應該視人民爲父母，發自內心、出於本能地熱愛人民。要甘爲孺子牛，而不能以“父母官”自居，甚至做官老爺，凌駕於人民羣衆之上。要傾聽民聲，體察民情，把羣衆的安危冷暖時刻放在心上。
兩千多年前，孟子就說過，獲得民心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擁護，得到人民的擁護就可以得到天下（見《孟子·離婁上》）。今天看來，孟子的話實乃金玉良言，作爲執政黨的共產黨人，越是執政時期，越要更多地去親近關愛人民羣衆﹐把滿足人民羣衆的願望視爲得民心的條件。那麼，怎樣才能知道人民羣衆的願望呢？這就要求領導幹部要真心愛民，永不脫離人民羣衆，要經常到羣衆中去，與他們面對面、心貼心地交流，與人民羣衆親近了，也就能瞭解到他們的願望。因此，領導幹部有了愛民之心，就能一心爲民，善謀富民之策，從而多辦利民之事。
今天的中國，正處於千年未有的大變革中，面對前所未有的機遇挑戰，執政黨的領導幹部，最大的政德就是歷史擔當。我們黨所承擔的領導責任，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爲繁重，這一代領導幹部必須有更大的歷史擔當，考慮的不能只是眼前的平穩發展，更應有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倘若只計個人得失，遇到矛盾繞着走，碰到問題不敢抓，面對風險不敢闖，不敢作爲做庸官；倘若熱衷表面文章，大張旗鼓弄虛，花團錦簇作秀，不願作爲做昏官；倘若在其位不謀其政，上不能利黨，下無以益民，無所作爲做懶官；甚至弄公權以謀其私，貪贓枉法，胡亂作爲做貪官……則不僅損害黨和政府形象，更會讓人民喪失信心。因此，作爲黨員幹部，要爲人民羣衆辦好事、辦實事。換句話說，羣衆利益無小事，人民羣衆關心的事纔是大事；進而言之，人民羣衆生活中的一些看似細枝末節的“小事”，正是我們政府、官員應當密切關注、傾力而爲的大事。要深懷愛民之心。有了愛民之心，便可“立黨爲公，執政爲民”；有了愛民之心，才能“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有了愛民之心，才能把爲民之責化爲富民之策，切實把人民羣衆關心的事辦好、辦實。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牢記手中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給的，只能用來爲人民謀利益，絕不能用來爲個人或小團體撈取任何好處。要解放思想，勇於創新，殫精竭慮，勤政爲民；絕不能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明哲保身，不思進取。那種“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實用主義，“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混世哲學，都是對人民賦予的權力的褻瀆。要經常到基層走訪，主動親近普通羣衆，傾聽他們的呼聲和建議，關注來自基層的“第一信號”，更好地解決人民羣衆的實際困難。只有體恤民生，把羣衆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才能得到人民的愛戴。
★擔當需要勇氣，更需要能力和智慧
領導崗位不是一般的工作崗位，肩負着黨和人民的重託。做領導幹部理所當然意味着責任和付出，意味着奉獻和犧牲。敢於擔當是領導幹部的基本素質，沒有擔當，何談領導，何以率下。
擔當需要勇氣，更需要能力和智慧。擔當不僅僅是匹夫逞一時之勇、莽夫抒一時之氣，它更需要我們有敏銳的判斷，有堅實的雙肩。回溯歷史，燭之武、觸龍用智慧和巧言來擔當國家的危難，司馬遷忍辱負重用《史記》來擔當歷史賦予他的良史之職，譚嗣同用流血爲中國之變法擔當，魯迅用如椽大筆擔當起刺破黑暗的重任，給我們的啓示非常深刻。
越王勾踐退守會稽山後，向全軍發佈號令說：“凡是我的父輩兄弟及全國百姓，哪個能夠協助我擊退吳國的，我就同他共同管理越國的政事。”
大夫文種向越王進諫說：“我聽說，商人在夏天就預先積蓄皮貨，冬天就預先積蓄夏布，行旱路就預先準備好船隻，行水路就預先準備好車輛，以備需要時用。一個國家即使沒有外患，然而有謀略的大臣及勇敢的將士不能不事先培養和選擇。就如蓑衣、鬥笠這種雨具，平時備在家裏，到下雨時，是一定能用上它的。現在大王退守到會稽山之後，纔來尋求有謀略的大臣，未免太晚了吧？”
勾踐回答說：“能聽到大夫您的這番話，怎麼能算晚呢？”說罷，就握着大夫文種的手，同他一起商量滅吳之事。隨後，越王就派文種到吳國去求和。文種對吳王說：“我們越國派不出有本領的人，就派了我這樣無能的臣子，我不敢直接對大王您說，就私自同您手下的臣子說：我們越王的軍隊，不值得屈辱大王再來討伐了，越王願意把金玉及子女奉獻給大王，以酬謝大王的辱臨。並請允許把越王的女兒做大王的婢妾，大夫的女兒作吳國大夫的婢妾，士的女兒作吳國士的婢妾，越國的珍寶也全部帶來。越王將率領全國的人，編入大王的軍隊，一切聽從大王的指揮。如果大王您認爲越王的過錯不能寬容，那麼我們將燒燬宗廟，把妻子兒女捆綁起來，連同金玉一起投到江裏，然後再帶領現在僅有的五千人同吳國決一死戰。那時一人就必定能抵兩人用，這就等於是拿一萬人的軍隊來對付大王您了，結果不免會使越國百姓和財物都遭到損失，豈不影響到大王加愛於越國的仁慈惻隱之心了嗎？是情願殺了越國所有的人，還是不花費力氣得到越國，請大王衡量一下，哪種有利呢？”
吳王夫差準備接受文種的意見，同越國訂立和約。吳王的大夫伍子胥勸阻說：“不行！吳國同越國世代互相仇視、互相攻伐，三條江河環繞着兩國的國土，兩國的人民都不願遷移到別的地方去，因此有吳國的存在就不可能有越國的存在，有越國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吳國的存在。這種勢不兩立的局面是無法改變的。我還聽說，旱地的人習慣於旱地的生活，水鄉的人習慣於水鄉的生活，那些中原的國家，即使戰勝了它們，我國百姓也不習慣在那裏居住，不習慣使用他們的車輛。那越國，如若戰勝了它，我國百姓既習慣在那裏居住，也習慣使用它們的船隻，這種有利條件不能錯過啊！希望君王一定要滅掉越國！如果放棄了這些有利條件，一定會後悔莫及的。”
越國打扮了八個美女，送給吳國的太宰嚭，並對他說：“您如果能寬恕越國的罪過，同意求和，還有比這更漂亮的美女送給您。”於是太宰嚭向吳王進諫說：“我聽說古時攻打別國的，對方屈服了就算了。現在越國已向我們屈服了，還有什麼要求呢？”吳王夫差採納了太宰嚭的意見，同越國訂立了和約，讓文種回越國去了。
越王勾踐向百姓解釋說：“我沒有估計到自己力量的不足，去同強大的吳國結仇，以致使得我國廣大百姓戰死在原野上，這是我的過錯，請允許我改正！”然後埋葬好戰死的士兵的屍體，慰問負傷的士兵；對有喪事的人家，越王就親自前去弔唁，有喜事的人家，又親自前去慶賀；百姓有遠出的，就親自歡送，有回家的，就親自迎接；凡是百姓所憎惡的事，就清除它，凡是百姓急需的事，就及時辦好它。然後，越王勾踐又自居卑位，去侍奉夫差，並派了三百名士人去吳國做臣僕。
勾踐還親自給吳王充當馬前卒。越國的地盤，南面到句無，北面到御兒，東面到鄞，西面到姑蔑，面積總共百裏見方。越王勾踐召集父老兄弟宣誓說：“我聽說古代的賢明君主，四面八方的百姓來歸附他，就像水往低處流似的。如今我無能，只能帶領男女百姓繁殖人口。”然後就下令年輕力壯的男子不許娶老年婦女，老年男子不能娶年輕的妻子；姑娘到了十七歲還不出嫁，她的父母就要判罪，男子到了二十歲不娶妻子，他的父母也要判刑。孕婦到了臨產時，向官府報告，官府就派醫生去看護。如果生男孩就賞兩壺酒、一條狗；生女孩，就賞兩壺酒、一頭豬；一胎生了三個孩子，由官家派給乳母；一胎生了兩個孩子，由官家供給口糧。嫡子爲國事死了，免去他家三年徭役；庶子死了，免去他家三個月的徭役，並且也一定像埋葬嫡子一樣哭泣着埋葬他。那些孤老、寡婦、患疾病的、貧困無依無靠的人家，官府就收養他們的孩子。那些知名之士，官家供給他整潔的住舍，分給他華麗的衣服和充足的糧食，激勵他們爲國盡力。對於到越國來的各方有名人士，一定在廟堂上接見，以示尊重。勾踐還親自用船裝滿了糧食肉類到各地巡視，遇到那些漂泊在外的年輕人，就供給他們飲食，還要詢問他們的姓名。勾踐本人也親自參加勞動，不是自己種出來的東西就不喫，不是自己妻子織的布就不穿。十年不向百姓徵收賦稅，百姓中每家都儲存了三年的口糧。
這時，全國的父老兄弟都向越王勾踐請求說：“從前，吳王夫差讓我們的國君在諸侯之中受屈辱，如今我們越國也已經上了軌道，請允許讓我們報這個仇吧！”勾踐辭謝說：“過去我們被吳國打敗，不是百姓的過錯，是我的過錯，像我這樣的人，哪裏懂得什麼叫受恥辱呢？請大家還是暫且不要同吳國作戰吧！”過了幾年，父老兄弟又向越王勾踐請求說：“越國四境之內的人，都親近我們越王，就像親近父母一樣。兒子想爲父母報仇，大臣想爲君王報仇，哪有敢不竭盡全力的呢？請允許同吳國再打一仗吧！”
越王勾踐答應了大家的請求，於是召集大家宣誓道：“我聽說古代賢能的國君，不擔心軍隊人數的不足，卻擔心軍隊士兵不懂什麼叫羞恥，現在吳王夫差有穿着用水犀皮做成的鎧甲的士兵十萬三千人，可是夫差不擔心他的士兵不懂得什麼叫羞恥，只擔心軍隊人數的不足。現在我要協助上天滅掉吳國。我不希望我的士兵只有一般人的血氣之勇，而希望我的士兵能做到命令前進就共同前進，命令後退就共同後退。前進時想到會得到獎賞，後退時想到會受到懲罰，這樣，就有合乎常規的賞賜。進攻時不服從命令，後退時不顧羞恥，這樣就有了合乎常規的刑罰。”
於是，越國就果斷地行動起來，全國上下都互相勉勵。父親勉勵他的兒子，兄長勉勵他的弟弟，妻子勉勵她的丈夫。他們說：“哪有像我們這樣的國君，我們哪能不願戰死在疆場上呢？”所以首戰就使吳國在囿地喫了敗仗，接着又使他們在沒地受挫，在吳國國都的郊野又把吳軍打得大敗。
吳王夫差派人向越求和，說：“我的軍隊不值得越王來討伐，請允許我用財寶子女慰勞越王的辱臨！”勾踐回答說：“先前上天把越國送給吳國，吳國卻不接受天命，如今上天把吳國送給越國，越國怎能不聽從天命而聽從您呢？我要把您送到甬江、勾章以東地方去，我同您像兩個國君一樣，您以爲如何？”夫差回答說：“從禮節上講，我對越王已有過小小的恩惠了，如果越王看在吳與周是同姓的情分上，給吳一點庇護，那就是我的願望啊！越王如果說‘我要摧毀吳國的國土，滅掉吳國的宗廟’，那就請求讓我死吧！我還有什麼臉面去見天下百姓呢？越軍可以進駐吳國了！”於是越國就滅掉了吳國。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擔當於自己是責任，於國家是使命。只有臥薪嚐膽，才能發奮圖強，才能發展自己，實現振興。領導就是責任，領導就要擔當。有多大的擔當才能幹多大的事業，盡多大的責任纔會有多大的成就。擔當精神體現着領導幹部的黨性和覺悟，體現着領導幹部的胸襟和勇氣，也決定着領導幹部職責的履行、作用的發揮、貢獻的大小。對領導幹部來說，責任無處不在，擔當義不容辭。黨把我們放在重要的領導崗位上，就必須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遇到事情就要擔責、負責，出了問題還要追責、問責。對職責範圍的工作不認真負責，就不是一個稱職的領導幹部，就沒有資格做領導工作。
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的今天，特別要看到，我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攻堅期，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進偉大事業，必然是一個攻堅克難的過程，尤其需要領導幹部有直面矛盾的勇氣，有敢於擔當的精神。作爲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肩負着把握政治方向的重大責任，必須要增強政治立場的堅定性、政治鑑別的敏銳性、政治忠誠的可靠性，無論是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把好政治關，始終做到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立場堅定，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幟鮮明，在關鍵時刻經得起考驗，真正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地把中央的大政方針和重大決策部署落到實處，確保政令暢通。
★以正確的思想促進正確的行動
一位哲人也說過：“人的思想是萬物之因。播種一種觀念，收穫一種行爲；播種一種行爲，收穫一種習慣；播種一種習慣，收穫一種性格；播種一種性格，收穫一種命運。”任何一種思想只要不斷地重複，就會成爲一種習慣，在不知不覺中影響人的行爲。人們無論做任何事情，都是先有思想後有行動，有正確的思想纔能有正確的行動，在思想上與組織保持一致才能在行動上與組織保持一致。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思想防線一旦出現裂縫，貪腐病毒就會乘虛而入。無數事實證明，領導幹部變節墮落莫不如此。
《韓非子·喻老》篇裏有過這樣的記載。商紂王讓人給自己做了一雙象牙筷子，他的大臣箕子知道後感到很可怕。箕子認爲，用象牙筷子喫飯就一定不肯用粗碗具，必將用犀玉杯盤，食山珍海味，進而穿綾着緞，建高闊的殿宇樓臺，如此下去將一發不可收拾。正如箕子所料，不過五年，紂王就建酒池肉林，設炮烙之刑，大興土木，爲所欲爲，最終身陷周武王大兵重圍，自焚鹿臺而亡天下。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寫道，趙王用名將趙奢的兒子趙括爲將，趙括的母親堅決反對。她對趙王說，昔日趙奢爲將時，趙王賜贈的錢財絲綢，他統統把它們分給軍吏，從接受出徵命令起，就不再過問家中私事，住在軍營與士卒同甘共苦。而趙括做了大將後，趙王所賜贈的金錢絲綢，他回家後統統收藏起來，每天尋歡作樂，還忙着置田購屋，這樣的人能帶兵打仗嗎？後來，趙括領兵出徵，果然全軍覆沒。
《史記》記，劉邦初入關的時候，來到了秦皇宮，看到數不盡的財寶、酒肉、美女，於是縱情享受，把軍國大事扔在一邊。將軍樊噲勸道：主公你不能住在這裏，這是什麼地方？是以前暴政秦君住的地方，你難道想成爲第二個暴秦嗎？你如要不想得天下就罷了，你如果想得天下，就趕快離開這些金錢美女。劉邦幡然醒悟，立刻搬離秦宮，封好府庫，屯軍壩上。項羽的謀士範增知道後大喫一驚：“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務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無論箕子還是趙母、樊噲，都不是什麼先知先覺的神聖，也是肉眼凡胎，但他們卻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那就是知道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其規律性，貪慾無止境，從儉入奢易，量變必然引起質變。另外，他們明白“成由勤儉敗由奢”的道理。一個人如果追求奢侈生活，貪圖享受，必然會消磨鬥志，難以身負重任，遲早會腐化墮落。而且，爲了過紙醉金迷的生活，還會千方百計巧取豪奪，貪污受賄，最終走上犯罪道路，古今中外，多少貪官污吏，都是這樣一步步滑向深淵的。無數事實證明，那些貪圖享受的人，一是容易濃豔損志，在溫柔鄉里變得英雄志短，無力承擔大業重擔；二是最容易被拉下水，因爲沉溺於燈紅酒綠，美酒佳餚、金錢美女，樣樣都會成爲將其擊垮的糖衣炮彈。
培根曾說：“思想決定行爲，行爲決定習慣，習慣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思想決定行動，是行動的先導和動力。習慣是有意識的選擇，如果我們能將好的思維方式、好的行爲、好的工作方式變成習慣，那我們纔會以正確的思想促進正確的行動，從而獲得成功與快樂的人生。
★合格的領導要善於想大事，勇於謀全局
古人雲：“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領導幹部的擔當精神如何，直接關係到黨和政府在人民羣衆心中的形象，關係到事業的興衰成敗。我國實現跨越式發展，更需要各級領導幹部率先垂範。回顧我國的發展歷史，凡是重視並率先垂範的時候，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就順利；凡是忽視和弱化率先垂範的時候，事業就會遭受挫折。
拆解“領導”二字，就是帶領、引導的意思。不管哪項工作，自上而下地進行，就能夠形成示範效應、帶動效應，見效快、效果好。中央政治局提出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羣衆的八項規定後，特別強調從領導幹部做起，從中央政治局做起。這種走在前、做在先的態度，值得廣大領導幹部學習。
領導幹部擔負着一個地方、部門或單位的領導職務，其所處的特殊地位和在社會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決定了他必須在政治品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傳統美德等方面具有較高的素養，其政德水平的高低，對是非、善惡、美醜的內在判斷，必然直接影響其決策的對錯、施政質量和爲人民服務的效果。因此，作爲一個立黨爲公、勤政爲民的好乾部，除了要具備較高的工作能力和知識水平外，良好的道德品質更是首先要具備的條件。
領導幹部政德建設的好壞，對全社會的思想道德建設和社會風氣都具有重要的示範和導向作用。如果領導幹部是品德高尚的人，不僅會得到羣衆的擁戴，也會感召一方民風積極向上；反之，如果領導是一個臺上說一套、臺下做一套、言行不一、表裏不一的人，這個地方的黨風、政風就會不正，民風就會受到污染，領導也必然會失去羣衆的擁護支持。因此，領導幹部要嚴以律己、率先垂範，給羣衆樹立學習的榜樣。一要自覺做堅定理想信唸的表率。始終保持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對共產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爲黨和人民事業貢獻力量作爲自己的最高追求，爲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懈奮鬥。二要自覺做認真學習實踐的表率。緊密結合工作實際和思想實際，想大事，謀全局，如飢似渴地學習，毫不懈怠地實踐，與時俱進地提高。從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中獲得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從前人留下的思想寶庫中汲取治國理政的寶貴經驗，從人類創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中尋找登高望遠的思想階梯。三要自覺做堅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帶頭髮揚黨內民主，積極營造民主討論的良好氛圍，鼓勵講真話、講實話、講心裏話。帶頭維護中央權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貫徹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帶頭堅持集體領導，更加註重製度建設，嚴格按程序辦事、按規則辦事、按集體意志辦事。四要自覺做弘揚優良作風的表率。牢記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認真開展黨的羣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始終保持同人民羣衆的血肉聯繫。堅持真理，堅持原則，真抓實幹，勇於擔當。自覺遵守廉政準則，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嚴格管好自己的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堅決不搞特權。深入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堅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懲。只有這樣，才能產生上行下效的積極效應，帶出一個好的社會風氣，繼而推動各項事業的健康發展。
★交友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人作爲社會的成員，不可能遺世獨立。人與人之間勢必發生各種各樣的交往關係，黨員幹部由於工作崗位的特點，決定了其交往活動會更多一些。但是，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權力，其交友範圍和方式往往影響着權力的運行。有道是：“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一個人交什麼樣的朋友，並非小事一樁。黨員幹部交友更不可不察，這也是對自己人格和黨性的考驗。許多領導幹部墮落腐敗，都是因爲交友不慎。搞市場經濟，我們要親商愛商，但要注意分寸，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要慎同餐、慎同行、慎同事，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嵇康（4年－6年），字叔夜，三國時期魏國譙郡（今安徽省濉溪縣臨渙鎮）人，著名思想家、音樂家文學家，他與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學新風，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審貴賤而通物情”，爲“竹林七賢”的精神領袖。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曾娶曹操曾孫女，曾任曹魏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後因得罪鍾會，遭其構陷，而被司馬昭處死，年僅9歲。嵇康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他寫的《聲無哀樂論》《難自然好學論》《釋私論》《養生論》千秋相傳，並且他彈得一手好琴，尤其善於演奏《廣陵散》。當時與他齊名的還有比他大1歲的阮籍，音樂史上常有“嵇琴阮嘯”的說法。
嵇康和阮籍都對那些名目堂皇的教條禮法不以爲然，更深惡痛絕當時烏煙瘴氣、爾虞我詐的官場仕途。他們寧願在洛陽城外的竹林之中做一個默默無聞而自由自在的隱士，也不願與豎子們同流合污。他們如癡如醉地追求着心中崇高的人生境界：擺脫約束，釋放人性，迴歸自然，享受悠閒。當他們的朋友山濤向朝廷推薦他做官時，嵇康毅然決然地與山濤絕交，並寫了文化史上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以明心志。
嵇康所彈奏的《廣陵散》是經他自己加工改編的一首古代名曲，阮籍是嵇康的知音。在洛陽城外的竹林之中，一間茅舍、一杯清茶、一張古琴、一隻野鶴，嵇康彈奏《廣陵散》，阮籍則在一旁時而吹着竹笛，時而飲着杯中的清茶，時而拍手叫好，好似當年的俞伯牙與鍾子期。
嵇康臨刑前，阮籍與三千名太學生聯名上書，求司馬昭赦免嵇康，並讓其到太學講學，但並未獲准。在刑場上，嵇康顧視日影，從容彈奏《廣陵散》，曲罷，阮籍嘆道“《廣陵散》於今絕矣”。以嵇康、阮籍爲代表的“竹林七賢”在面對仕途、財富方面所表現出來的不同性情與態度，就是文人之交淡如水的做派。
“管鮑之交”起源於管仲和鮑叔牙之間深厚友誼的故事，最初見於《列子》——“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此世稱管鮑善交也。”管仲和鮑叔牙之間深厚的友情，已成爲中國代代流傳的佳話。在中國，人們常常用“管鮑之交”，來形容自己與好朋友之間彼此信任的關係。管仲和鮑叔牙是好朋友，起初，管仲和鮑叔牙合夥做買賣，管仲家裏窮，出的本錢沒有鮑叔牙多，可是到分紅的時候，他卻要多拿。鮑叔牙手下的人都很不高興，罵管仲貪婪，鮑叔牙卻解釋說：“他哪裏是貪這幾個錢呢?他家生活困難，是我自願讓給他的。”管仲曾經帶兵打仗，進攻的時候他躲在後面，退卻的時候他卻跑在最前面。手下的士兵全都瞧不起他，不願再跟他去打仗。鮑叔牙卻說：“管仲家裏有老母親，他保護自己是爲了侍奉母親，並不真是怕死。”鮑叔牙替管仲辯護，極力掩蓋管仲的缺點，完全是因爲愛惜管仲這個人才。管仲聽到這些話，非常感動，嘆口氣說：“生我的是父母，瞭解我的是鮑叔牙啊!”管仲和鮑叔牙就這樣結成了生死之交。
還有一個故事，相傳唐貞觀年間，薛仁貴尚未得志之前，與妻子住在一個破窯洞中，衣食無着落，全靠王茂生夫婦接濟。後來，薛仁貴參軍，跟隨唐太宗李世民御駕東征，因平遼功勞特別大，被封爲“平遼王”。一登龍門，身價百倍，前來王府送禮祝賀的文武大臣絡繹不絕，可都被薛仁貴婉言謝絕了。他唯一收下的是普通老百姓王茂生送來的“美酒兩壇”。一打開酒罈，負責啓封的執事官嚇得面如土色，因爲壇中裝的不是美酒而是清水！“啓稟王爺，此人如此大膽，戲弄王爺，請王爺重重地懲罰他！”豈料薛仁貴聽了，不但沒有生氣，而且命令執事官取來大碗，當衆飲下三大碗王茂生送來的清水。在場的文武百官不解其意，薛仁貴喝完三大碗清水之後說：“我過去落難時，全靠王兄弟夫婦的資助，沒有他們就沒有我今天的榮華富貴。如今我美酒不沾，厚禮不收，卻偏偏要收下王兄弟送來的清水，因爲我知道王兄弟貧寒，送清水也是他的一番美意，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
現實中，少數黨員幹部濫交朋友的現象應當引起警惕：有的喜歡聽好話，與溜鬚拍馬的人交朋友；有的貪圖享樂，與大款交朋友；有的喜歡所謂的“江湖義氣”，與“混混”交朋友。事實表明，不正當的交際是黨員幹部腐敗的加速器。一些黨員幹部就是被所謂的“朋友”拉下馬、送進鐵網高牆的。對黨員幹部來說，人情之中有原則，交往當中有政治。鄧小平同志曾告誡我們，朋友要交，但心中要有數。這個數就是指對所交往的人要有判斷力，辨良莠、分好壞、認準人，不能什麼飯都喫、什麼酒都喝、什麼人都交、什麼話都說。與正派人交往，遠離不良之人，是交友的基本準則。君子之交淡如水，爲政之道清似茶。廣大黨員幹部要堅決杜絕低俗的“投桃報李”行爲，更不能把商品交換那一套搞到工作中來。交友無度，只講關係、不講原則，只講哥們義氣、不講黨紀國法，就難免落得“木匠帶枷——自作自受”的可悲下場。
現實中，有些黨員幹部周圍不缺形形色色的“小兄弟”，卻缺乏來自最基層的普通朋友。如今，交通發達了，通信先進了，有的人卻與羣衆的距離遠了、溝通少了。生活最深刻，羣衆最智慧。羣衆處在實踐第一線，對事物的觀察、對情況的瞭解更細緻、更透徹、更深刻。事實上，多與普通羣衆交朋友，有助於獲得來自基層、來自民間的真話真情，也不易被周圍的“小圈子”所迷惑。多與普通羣衆肩並肩坐在一條板凳上，有助於把黨的主張宣傳到羣衆的心坎上。只有保持和羣衆的血肉聯繫，才能真正體察民情、瞭解民意，減少決策的失誤。
古人有雲：“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交上一個好朋友，就等於多了一面鏡子，多了一個參謀；交上一個壞朋友，就等於雪入墨池，雖融爲水，其色愈污。黨員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肩負着歷史重任，面臨着各種考驗，必須自覺淨化自己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做到交往有原則、有界線、有規矩，不交無德之人、不交無義之人、不交無恥之人。如此，有助於做到防微杜漸、一塵不染、兩袖清風，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和浩然正氣。
★正確看待寂寞與清貧
每個人都有追求正當利益的權利，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能爲了利益而犧牲原則，爲了富貴而突破底線，爲了享受而不顧道德。領導幹部在追求個人合法權益的同時，應該擺正心態，秉持正確的利義觀，做到破除私心、成全公義。領導幹部在掌握權力的同時，一定要懂得權力是服務、是責任、是奉獻，做到予我之物不多求、無我之物不苛求、身外之物不必求，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貧，立足崗位，公而忘私甘於平凡，樹立勤政廉政的好形象。
于謙，字廷益，明代浙江錢塘人，明朝名臣。他爲官清廉，關心百姓，剛正不阿。正統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圍攻北京，在國家危難之際，他任兵部尚書，主持軍事，成爲“救時宰相”，此後一直主持朝政。于謙爲官5年，一直兢兢業業，不貪私利，將一世清白留在了人間，深爲後人稱頌。當時官場腐敗，太監王振把持朝政，勾結貪官污吏，作威作福。于謙一身正氣，絕不隨波逐流，他每次進京，都只帶隨身行裝。有人勸他：“你不帶金銀入京，也應該帶一點土特產送送禮啊。”他舉起袖子笑笑說：“我帶有兩袖清風！”于謙身居兵部尚書，卻“口不言功”，“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所居僅蔽風雨”，常被“錯認野人家”。他曾作詩形容自己的牀“小小強牀不足伸，多年蚊帳半年塵”。他遭誣陷被殺，抄家時，竟“家無餘資”。抄家時，人們見他家正屋緊閉，還上了鎖，認定必是錢財，打開一看，原來都是皇帝賞賜的物品。于謙曾寫下膾炙人口的《石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海瑞（1514年—1587年），明代著名清官，舉人出身，41歲入仕，初任福建南平縣教諭，45歲時升任浙江淳安知縣，最後官至南京右都御史。這位在歷史上以敢於上疏罵皇帝而著稱的大臣，也是一位享譽古今的大清官。海瑞爲官，始終堅持最高的廉潔標準，除了領取政府下發的俸祿外，他絕不接受哪怕一分一毫的“灰色收入”。明朝官員的俸祿，是歷代王朝中最低的。海瑞任淳安知縣時，每年的實際收入僅爲1石大米，7.49兩銀子，60貫鈔，以購買力計算，他的月薪大致相當今天的110元。海瑞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全靠這麼點收入，生活水平跟現在的低保戶差不多。儘管收入低到難以解決全家的喫飯問題，但海瑞依然毫無怨言地接受，完全靠工資安排生活。身爲知縣，他親率僕從在後衙種蔬菜自給，當然喫不起肉。有一次海瑞爲母親過生日，買了二斤肉，這居然成了新聞，傳到了總督胡宗憲耳朵裏，胡總督竟以傳播消息的口吻說：“聽說海知縣給老母過生日，買了二斤肉！”
海瑞本人十分節儉，對下屬也嚴格約束，除了嚴禁收受各種“灰色收入”外，連公費支出也大爲減少。淳安地處交通要衝，過境官員士大夫很多。按照當時流行的規格：一般官員路過，大概需驛費（招待費）二三十兩銀子；如果督撫大員路過，需銀三四百兩。明朝時，官府並無此項經費預算，所有費用都由當地百姓負擔。海瑞做知縣前，淳安縣每年的驛費開支高達白銀1000多兩，百姓每丁需納銀三兩五錢。海瑞到任後，調整了標準：一般官員過境接待費爲5～6錢銀子；如果督撫大員，可再增加錢銀子。一年下來，淳安的驛費僅需銀900多兩，每丁僅納銀二錢五分，爲此前的7%。僅此一項，每年向百姓少徵1萬多兩白銀。9年後，海瑞出任應天巡撫，發佈《督撫條約》6款，規定：巡撫出巡時，府縣官員不得出城迎接，夥食標準爲每天紋銀二至三錢；境內公文，一律使用廉價紙張；境內的若幹奢侈品要停止製造……
海瑞最後死於南京右都御史的任上。這位二品大員去世之後，僅餘白銀0兩，連喪葬費都不夠。他的好友王用汲去看他，只見布衣陋室，葛帷（用葛藤織的帷布，比麻布還差）還是破的，連個窮書生的境況都不如，感動得直流眼淚，併爲他湊足喪葬費。海瑞一生居官清廉，剛直不阿，清廉正直，深得民衆的尊敬與愛戴。據說，聽到他去世的噩耗時，當地的百姓如失去親人，悲痛萬分。當他的靈柩從南京水路運回故鄉時，長江兩岸站滿了送行的人羣，很多百姓甚至製作他的遺像，供在家裏。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樣，是中國歷史上清官的典範、正義的象徵。
★有所爲有所不爲
領導幹部要有所爲有所不爲，善於認清形勢，分析問題，分清楚哪些情況需要擔當、必須擔當，哪些情況不要擔當、不能擔當。
儒家思想提倡“中庸之道”，強調一種不偏不倚、折中調和的處世態度。孔子是春秋後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的思想對中國封建社會的哲學、文學、藝術、教育、史學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作爲中國傳統文化的傑出代表，這種影響波及東亞乃至全世界。中庸之道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標準，他說：“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他主張處理事務時，既不能過，又不能不及，認爲“過猶不及”。孔子主張恪守“中道”，如《論語》記載，孔子提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政治上主張“德刑並用”，“寬猛相濟”；對學生，性格過於進取的加以遏制，過於謙退的加以鼓勵。孔子反對過激的言行，但同時也反對不講原則，“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的“鄉愿”行爲，稱“鄉愿，德之賊也”。著名理學家程頤也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從領導幹部的擔當上來看，“中庸之道”講的是擔當要講究“度”，有所爲有所不爲。對於該擔當的、必須擔當的要勇於擔當；對於不該擔當、不能擔當的要懂得迴避。
領導幹部要有“有所不爲”的律己與堅持。有所不爲就是要時刻以黨章黨紀爲鏡，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殊化，守住廉潔自律的底線，守住黨和人民交給自己的政治責任。在政治立場上不能動搖，不能有臨時思想、鍍金思想、特權思想，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不論順境還是逆境，都不能搖擺不定，心口不一，要保持心靈純淨，意志堅定。在工作態度上不能鬆懈，要高標準、嚴要求地對待工作，牢記羣衆觀念，服務宗旨，不能只是做樣子、搞形式、靠關係、搞門道，真正將心沉下來，以紮實的工作作風克難攻艱。在生活作風上不能走樣，在我們周圍，一些黨員幹部過不了“權力關”、“金錢關”、“人情關”，喫拿卡要，公權私用，貪圖享樂，精神懈怠。一定要以此爲戒，潔身自好，保持本色，守住第一道防線，“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領導幹部要有“無爲而無不爲”的淡定與氣度。老子曾言“爲無爲，則無不治”，無爲即不妄爲、不亂爲、順應客觀態勢、尊重自然規律，保持“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情懷。以“無爲”的態度去對待工作生活，就沒有做不到、辦不好的事。
老子所處的春秋時代，諸侯混亂，統治者強作妄爲，貪求無厭，肆意放縱，民不聊生，在這種情形下，老子提出了無爲思想，呼籲統治者要“無爲而治”。他說：“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好靜”是針對統治者的騷擾而提出的，“無爲”是針對統治者的苛政而提出的，“無慾”是針對統治者的貪慾而提出的。老子認爲，爲政者應當能做到“無爲而治”，有管理而不幹涉，有君主而不壓迫，讓人民自我發展，自我完善，人民就能夠安平富足，社會自然能夠和諧安穩。“無爲”就是不做任何違反自然規律、有損道德規範、違反社會法則，有害衆生的事。但這裏的“無爲”並不是什麼都不做，並不是不爲，而是含有不妄爲、不亂爲、順應客觀態勢、尊重自然規律的意思。老子說過“無爲而無不爲”，意思是說：不妄爲，就沒有什麼事情做不成。這裏，“無爲”乃是一種立身處世的態度和方法，“無不爲”是指不妄爲所產生的效果。老子還曾談道，“爲無爲，則無不治”，意思是說以“無爲”的態度去對待社會人生，一切事情沒有做不到、辦不好的。因此，老子所講的“無爲”並不是消極等待，毫無作爲，而是“爲無爲”、“爲而不恃”、“爲而不爭”，即以“無爲”的態度去“爲”，去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老子說的“無爲而治”、“無爲而無不爲”，並不是說坐在那裏什麼也不幹，就什麼事情也做成了。在老子生活的時代，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給自足，無需統治者來組織生產和交換，一切順其自然地進行。而統治者一旦“爲”，則是爲修建奢華的宮室而催逼苛重的稅賦，或是爲發動吞併他國的戰爭而拉夫抓丁。這樣“爲”則百姓遭殃，社會動盪，“無爲”則人民閒適、社會安寧。因此，“無爲”是不妄爲，不亂來的意思，是說統治者的行爲要順應自然、社會發展的規律，並按照規律去定相應的法律、制度、不輕易變更，人們在這樣的法律、制度下盡情發揮自己的聰明才幹，努力去做。
“無爲”追求的是奉獻，“無爲”的結果，恰恰也成爲“有所作爲”（有奉獻）。
東漢時期，貴人鄧綏受到和帝寵愛，皇後陰氏十分忌妒。但鄧綏爲人謙恭，性格柔順，對陰氏十分尊重。與陰氏同時進見和帝，鄧綏從不正坐；和帝每次提問，鄧綏總是讓陰氏先說，從不與陰氏搶話頭；每當發現自己的服飾與陰氏相同或相近時，鄧綏便立即換掉，絕不與陰氏搶風頭。儘管如此，陰氏仍然與人一起施行巫蠱之術，企圖置鄧綏於死地。陰氏的專橫、陰險與鄧綏的謙遜、忍讓形成鮮明對比，最終和帝幽禁了陰氏，並在鄧綏稱病辭讓的情況下堅持將她立爲皇後。這個故事，被後代史家公認爲“不爭之爭”的典型範例。
這裏的“不爭之爭”，與作爲領導方法的“無爲而治”在道理上是相通的。這裏的“不爭”並非真正的“不爭”，而是以“不爭”爲“爭”的手段；“無爲而治”中的“無爲”也並非真正的“無爲”，而是以“無爲”爲“爲”的手段。所謂“無爲而治”，實質上就是把“有所不爲”當作治政的方法和藝術。最高明的政治是無爲而治。“無爲而治”是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道家學說的核心，道家同樣把“無爲而治”視爲治政的最高境界。至於歷代帝王將相，大概沒有誰不希望能用最少的心血來建樹最大的政績。
漢高祖劉邦在建國後遵從無爲而治的黃老之術，表面上不算勤政，但實際上正是通過讓人民休養生息，使農業、工商業等得到了迅速發展。明朝的馮夢龍說，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宋初的宰相趙普每當收到士大夫之間相互揭發告短的文書，不看一眼便付之一炬，表面上像是不負責任，但實際上正是通過這種方法遏制鉤心鬥角之歪風，維護了當時的“安定團結”。
★爲官用權須謹慎
中國古代有一種哲理：國家之權乃是“神器”，是個神聖的東西，非“凡夫俗子”所能用。黨員領導幹部務必珍惜權力、管好權力、慎用權力。古往今來，多少官員面對權力都不能正確把握自己，或者一開始就將其作爲私器而濫用、亂用，或者經歷從清醒到混沌的階段，逐漸失去了對權力的正確控制，讓其脫離了既定的軌道運行，最終腐化墮落，害人害己。究其根本，就是少了一個“權力是個神聖的東西”的正確態度，忘記了權力姓“公”不姓“私”。
權力也是一種風險，離權力越近的人風險也就越大，一步可以登天，一步也可下地獄。有一句話說得好，人不可能把金錢帶進墳墓，但金錢可以把人帶進墳墓。領導幹部與老百姓的區別，就在一個“權”字上。對各級領導幹部來說，能否正確爲官用權是最經常、最現實的考驗。如何看待權力，實質上是權力觀問題。我國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一切權力爲了人民，這就是共產黨人的權力觀。黨和人民把我們放到領導崗位上，賦予我們一定的權力，是一種信任、一種重託。越是職位高、權力大，越要牢記權力的本質。現實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人一旦當了大官、掙了大錢、出了大名，就昏昏然、飄飄然，就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膽大妄爲、爲所欲爲，什麼都不在話下、什麼都無所顧忌。實際上，權也好，錢也好，名也好，都是一把雙刃劍，既會帶來鮮花也會帶來罪惡，既會帶來榮譽也會帶來鐐銬，既能把人推向高峯也能使人跌入深淵，關鍵在於怎麼對待。每一名黨員領導幹部在對待權力問題上，都要切實擺正自己的位置，正確處理個人同羣衆的關係、同組織的關係，解決好“爲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要深刻認識到黨員幹部就是人民公僕，老百姓就是我們的父母，我們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深刻認識到個人的成長進步歸根到底是組織教育培養的結果，沒有組織提供的機會、崗位和平臺，縱有再大的本事也沒有用武之地。
爲官重點在慎重用權，作爲公僕，要將權力用在爲民服務上。慎用權力，一方面，要認清權力的風險。鄧小平同志曾這樣告誡幹部：“我們拿到這個權以後，就要謹慎。不要以爲有了權就好辦事，有了權就可以爲所欲爲，那樣就非弄壞事情不可。”原江西省副省長鬍長清這樣認爲：“權力是我手中的一張牌，有了它，可以換來大把的鈔票，再去換來更大的權力，進而撈取更多的享樂。”最終他落了個鋃鐺入獄、丟掉性命的下場。可以說，權力是一把雙刃劍，正確用權會造福百姓，成就自己；用權不慎，以權謀私則會禍害羣衆，誤了自己。另一方面，要尊重權力的屬性。孟子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告誡官員不要將精力放在比待遇高低、權力大小、升職快慢上，而要放在比奉獻多少、比貢獻大小上，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爲政不移公僕之心，用權不謀一己之私。
爲官用權，能否抵住誘惑是一個躲不開的問題。當上幹部手中有了權力，奉承、追捧的人會多起來，攀交情、拉關係、請客送禮的人也會多起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千萬不要以爲自己有多了不起、有多大魅力，實際上這些人是衝着你手中的權力來的，表面上對你恭敬有加，實際上心有所求，甚至暗藏玄機、設下陷阱。一步很短，一生很長，有時一步走不好就毀掉一生。黨員幹部爲官用權，一定要心中有桿秤，手中有戒尺。面對金錢，一定要謹記“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別來當官”的告誡，不起貪戀之心，不取不義之財；面對美色，一定要潔身自好、嚴守操行，不能沉湎美色而道德淪喪、自甘墮落；面對親情，一定要喫透嚴是愛、寬是害的辯證法，不能因循私情而違背原則；面對朋友，一定要把握分寸、謹慎交往，不能因哥們義氣而丟掉黨性。總之，就是要講原則、守底線，不爲私利所困，不爲私情所惑，真正做到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堂堂正正做人、乾乾淨淨用權。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權力只有在陽光下運行、在監督下運行，才能正確行使，纔不會發黴變質。現在，各級黨委和政府推行的黨務公開、政務公開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正在積極推進的決策公開、管理公開、結果公開等，都是確保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有效保障，需要領導幹部帶頭執行、貫徹落實。應當說，大多數領導幹部能夠正確行使權力，是值得信任的，但信任代替不了監督，自律代替不了他律，失去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是合乎規律的經濟新常態，黨員幹部在嚴格約束下爲官用權也是迴歸本來的作風“新常態”。每一名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習慣在監督下用權，在監督下工作和生活，自覺接受組織監督、輿論監督、社會監督，不斷增強免疫力，確保手中權力的行使不偏向、不變質、不越軌、不出格。
★過不了廉政關就沒有擔當可言
無私才能無畏，自身不乾淨、不純潔就沒有擔當的資格和底氣。要成爲黨的羣衆路線實踐的好乾部，一方面要求每一個黨員幹部都要講黨性、講原則，堅決和不正之風作鬥爭；另一方面，關鍵是自身要清正廉潔，到什麼時候都能肩膀硬、腰桿直。如果在廉潔自律上放鬆了警惕，就很容易出問題。搞一次特殊就丟一份威信，破一次規矩就留一個污點，謀一次私利就失一片民心。
曾任中紀委書記的吳官正對紀檢部門的同志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魏文王問名醫扁鵲：“你們家三兄弟都精於醫術，那麼到底誰的醫術最好呢？”
扁鵲回答說：“我大哥醫術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
魏文王很好奇，繼續問道：“那麼爲什麼你最出名呢？”
扁鵲回答說：“我大哥是在病情發作之前就能將人的病治好，由於一般人不知道自己有病，更不知道他的病被我大哥事先治好了，只有我們家裏的人才知道，所以大哥的名氣無法傳播出去。我二哥治病是在病情剛剛發作的時候，一般人以爲他只能治輕微的小病，所以他在我們村子裏有點小名氣。而我扁鵲治病，是在病情嚴重的時候，一般人看到我在經脈上穿針管來放血、在皮膚上敷藥等大手術，所以他們以爲我的醫術最高明，因此我的名氣也傳遍全國。”
腐敗是領導幹部隊伍中的一個“毒瘤”，然而“毒瘤”也是從無到有的，應該像扁鵲的大哥那樣，在“毒瘤”產生之前，就能夠發現情況，治病於未發之前。當“毒瘤”產生後，要像扁鵲二哥那樣，治病於初起之時。而對於那些長滿“毒瘤”的腐敗分子，要像扁鵲那樣，動手術、下猛藥，嚴肅查處，下決心根除。
三國時期，東吳孫權部下太守陸績，爲人正直清廉。陸績任鬱林太守多年，輕徭薄賦，愛惜民力，深得百姓愛戴。鬱林郡地處嶺南邊遠窮困山區，爲體察民情，安定地方，陸績經常跋山涉水巡視各縣，使鬱林得到了較好的治理。任期滿後陸績奏準還鄉，除有簡單的行裝和幾箱書籍外，再無別的東西可帶，全部家當竟不滿一艘小船，爲行船安全，陸績買了一擔筍乾、兩大甕鹹菜壓船艙。但船仍太輕，而陸績身上的錢所剩無幾，難再購物壓艙，於是，他讓船工搬了一塊大石頭用來壓艙。陸績用巨石壓船返鄉的事情一時之間成爲美談，還有人把那塊大石頭收藏起來，取名“廉石”，被人們吟詩讚頌：“鬱林太守史稱賢，金珠不載載石還。航海歸吳恐顛覆，載得巨石知其廉。”到今天，在江蘇蘇州文廟的庭院裏，還豎着一塊刻有“廉石”二字的巨石，以紀念陸績的奉公忘私、兩袖清風。
權力，從來都不是一個溫情脈脈的東西，也不是專門讓人感恩戴德的崇拜偶像，權力如同一隻隨時張開血盆大口的老虎，稍有不慎，它就會吞噬無辜者的生命，製造種種災難。美國前總統布什關於制約權力的籠子比喻成爲人們推崇的經典，他在捷克的一次演講中指出：“必須把權力關進籠子裏，我現在就站在籠子裏與你們講話。”廉潔面前敢擔當。作爲一名黨員尤其是領導幹部過不了廉政關，就沒有擔當可言。歷史證明，艱苦創業、清正廉明，國家就能長治久安；驕奢淫逸、貪污腐敗，政權就會走向滅亡。好乾部就要做到進不失廉、退不失行，始終保持思想純正、品行端正、處事公正、爲官清正，堅決同腐敗現象作鬥爭，樹立清正廉潔的良好形象。要高風亮節，忌追名逐利。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要始終以一顆平常心來對待職務和權力，真正做到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能守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經得起誘惑、頂得住歪風、管得住自己，做到自警、自省、自律、身正、身淨、身硬。要出於公心，忌以權謀私。必須懂得權力是爲人民服務的工具，領導就是服務，權力就是責任。領導幹部手中的權力來自於人民，只有爲人民服務的義務，絕不能把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以權謀私的工具。要有所畏懼，忌無所顧忌。堅持嚴自律、善治家、慎交友，堅決克服僥倖心理、從衆心理、不平衡心理，任何情況下都要穩得住心神、管得住行爲、守得住家園，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乾乾淨淨做事，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爭當黨的好乾部、人民的好公僕、中華的好兒郎。
★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領導幹部的行爲時時刻刻都在接受羣衆的監督，那些一心只考慮自己個人私利，置人民利益而不顧的人必將受到應有的懲罰。
1945年，黃炎培和毛澤東談到共產黨如何跳出由創業到滅亡的週期律時說，從一人乃至一國，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律的支配力。毛澤東答：我們能跳出這週期律，這條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纔不敢鬆懈，纔不會人亡政息。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媒體曾報道過這樣一件事：江蘇一官員超標宴請客商，被羣衆舉報，該官員手持擴音喇叭，跪在餐桌上，向羣衆作揖道歉。編輯冠以標題，寓意深刻：官員下跪認錯，民衆監督站起。
011年，吉林省舒蘭市原常務副市長韓迎新因轄區內拆遷戶到中央上訪而受到輿論關注。韓迎新曾說過“我不懂拆遷法，不按拆遷法辦”“我有尚方寶劍，你們隨便告，我不怕”等言論，被稱爲“史上最美最狠強拆女市長”。01年底，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韓迎新利用職務便利和職權影響，爲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賄賂數額較大，經吉林省紀委常委會、吉林省監察廳廳長辦公會研究，決定給予韓迎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並將其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史上最美最狠拆遷女市長”事件的出現，我們不難理解許許多多無奈的被拆遷者，動輒停電停水，動輒到拆遷辦去報到“上班”……這些想必都是“最美最狠拆遷女市長”之類的“傑作”。這裏“最美最狠”實是“最醜最惡”，他們的“狠招”實是侵權違法，是濫用公權，這種嚴重損害羣衆利益的害羣之馬，必將遭到羣衆的反對，成爲衆矢之的。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領導幹部的業績，羣衆看得見，領導幹部的腐敗，羣衆也看得見。在目前已查處的腐敗案件中，有六至七成的大案要案是通過羣衆舉報發現和查處的。
正確對待羣衆的批評和監督，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早在建國初期，黨中央就作出了《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明確指出：“我們的黨已經領導着全國的政權，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很容易危害廣大人民的利益，由於政權領導者的地位，領導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產生驕傲情緒，在黨內黨外拒絕批評，壓制批評。爲此中央決定：在一切公開的場合，在人民羣衆中，特別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於我們工作中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爲什麼我們黨能夠自覺接受羣衆的批評和監督？從根本上說，因爲我們黨是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爲出發點的，因此黨總是坦誠面對人民羣衆，處事光明磊落，從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
自覺接受羣衆的批評和監督，首先要充分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人民是歷史的主體，是國家的主人，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同志在全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總結大會上強調指出：“推動科學發展，一定要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緊緊依靠人民羣衆，切實體現人民意願，把全社會的發展積極性引導到推動科學發展上來。”作爲領導幹部，如何對待羣衆的批評和監督，能否做到聞過則喜、從善如流，實質是能不能真正實踐黨的宗旨，把人民當作國家主人的問題。充分尊重人民主體地位，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擺正位置，本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把羣衆的批評和監督當作一種警戒、一面鏡子，經常想一想、照一照，不斷提高自己、改進工作；必須學會傾聽，善於聽取各方面意見，集思廣益，特別要認真聽取不同意見，不斷提高判斷是非的能力，用決策的民主性保障科學性；必須放下架子，“零距離”傾聽民聲、“零障礙”瞭解民情，主動問政於民、問計於民、問需於民，把矛盾化解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
自覺接受羣衆的批評和監督，還需要行之有效的制度作保障。鄧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因此，促使領導幹部自覺接受羣衆的批評和監督，還需要嚴格的制度作保證。應當通過建立健全政務公開、廠務公開、村務公開等公開制度，重大事項社會公示和領導幹部任前公示制度等，逐步擴大和落實羣衆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應當進一步完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讓羣衆的利益得到及時維護。同時，切實增強制度的執行力，加大問責力度，嚴肅查處違紀行爲，構成犯罪的要嚴格追究刑事責任，對那些泄私憤搞打擊報復者給予迎頭痛擊。
後記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擔當》終於出版了。
此書的出版，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幫助。整個寫作過程，是個相互切磋、集思廣益，相互學習、共同提高的過程，可以說該書的出版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首先十分感謝劉欣、奉瑩、高玉三位同志，充分利用業餘時間，先後參與了書稿立意和框架結構的討論，以及部分章節的起草，爲此書的出版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在寫作過程中，我們參考汲取了許多專家學者——這些未見面的老師和同行的研究成果。由於體例的要求，在編纂成書時，有的引文無法註明出處和原作者，在此，對這些作者表示敬意和感謝。
由於水平有限，書中錯誤和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廣大讀者朋友批評指正。
編者
014年1月於北京（未完待續）